依据目前所看到的资料，就国内而言，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作定量分析的第1篇文章可能是卢中原、胡鞍钢于1993年年底所发表的“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经济研究》1993.12）；在文章题目中直接提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第1篇文章可能是笔者于1995年初所发表的“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改革》1995.1）。之后，90年代后半期到本世纪初国内对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研究似乎有过一个高潮。例如，天津学者陈宗胜等所著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顾海兵的“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九五”估计与“十五”预测”（《经济学动态》1999.4）；北京学者樊纲、王小鲁等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2000年报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3）；北京学者张曙光的“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及其测度的几个问题”（http：//www.cc.org.en/，2001-8-13.）；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商务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研究所李晓西所做的《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人民网 2003年4月14日），等等。现在，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继续作一点回顾、作一点思考应该是必要的、迫切的。

1992年提出的市场经济概念是来之不易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当1992年中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位副教授勇敢的从教学楼的五层（或高层）跳了下去，自杀身亡。这位副教授在身前的言论（或遗言）中，一再表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我要为计划经济奋斗终生。既然要搞市场经济了，那我就跟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决裂。所以他就自杀了。这里绝不是贬低北大。作为能够坚持一种信念，笔者是敬佩这位副教授的。他对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他坚决反对，并坚决批判。笔者相信，全国对市场经济提出质疑或反对的，甚至自杀，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北大这样一个教授，可能有各行各业的人。尤其是相当一部分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群老同志，他们对市场经济体制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们对深圳搞特区，也是非常有看法的。甚至到了深圳特区就说，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吗？他们认为，他们打天下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搞市场经济这样的资本主义。据说有些老同志看完深圳特区后伤心的流泪了，甚至气愤。当然，今天这些老同志是否还坚持十几年前的观点，现在不了解。不过，公开反对市场经济的似乎已经不见了。无论如何，市场经济不仅作为概念，而且作为一个体制模式确定下来，是很不容易的，是阻力很大的。虽然在今天市场经济概念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仍有一些人从间接角度对市场经济提出各种质难。笔者以为，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哪一部分人说不坚持就可以不坚持的，因为它有自身的生命力，谁也阻挡不了。值得我们记忆的是，市场经济的背景是血的代价。

对30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观察可以有多种角度，如所有制结构，计划价格的比重等。本文拟另辟蹊径从30年来中国宪法的演变来分析。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首先而且必须是法治经济。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市场经济更需要。目前可以考证的成文的法典早在3700多年前就已经至少在古代巴比伦存在了，即石刻的汉谟拉比法典，我们所熟悉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来自于此。法的制定既有超前的成分，也有滞后的成分，从总体与质的角度看，从长期的角度看，法（立法）与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大体是对应的。如果从法的角度观察，则选择宪法作为切入点是合适的。因为宪法是所有法规的中心与基础，是法规的法规。

目前的中国宪法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第四年1982年重新制定的，共有182条。自1982年以来，大体上是每5-6年就修订一次，目前已经历过四次修改，涉及31条。主要修改情况如下。

1、1988年第一次修改的要点是：

（1）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依法转让。

   （2）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2、1993年的第二次修改的要点是：

   （1）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

   （2）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1999年第三次修改的要点是：

（1）取消反革命罪。

（2）强调中国长期处于初级阶段。

（3）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形式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形式。并且，私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2004年第四次修改的要点是：

（1）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

（2）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由上述宪法修改的过程可以看到，1993年之前的中国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成分绝不可能超过50%（不管对市场经济如何理解）。事实上，政府公开提出要搞市场经济（体制）是在1992年。当然学术界也可能在概念上提出的更早。但提出的早不等于拥有首创权，因为含义有质的不同。比如，有材料说，1979年在四川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人就提出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看其解释，实质上说的只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从“体”或体制的角度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结合的（田毅，学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萌发，《文摘报》2008年8月3日），二者只能居其一。笔者不赞成目前学界的事后诸葛亮式的抢发明权、抢发现权的做法。

从宪法的角度看，在宪法没有认可之前，所有说法都是不合法的。1993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应该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成分绝对超过50%（不管对计划经济如何理解）。当然，从1978到1993，计划经济的成分是逐步弱化的，也可以分为几个有一定质变的阶段，如完全计划经济，放松的计划经济，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

1993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开始了自觉的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但由于所有制的限制、分配制度的限制，这一转轨不是很迅速。1999年在宪法上认可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认可了私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前提仍是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因此至少到1999年，我们还没有资格讲中国经济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因为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与计划经济时期的1982年宪法虽然有差异，但这种差异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的。

2004年的第四次修改笔者以为是相当核心的。因为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关键是如何真正实行市场经济。而真正实行市场经济是需要可操作的支撑点的。显然，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物权）与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是至关重要的支撑点。有了这两条，就可以弱化以前宪法条款对市场经济的种种限制。因此，我们也可以说，2004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才开始自觉的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转轨，也可以说，2004年以后（或左右）中国经济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超过50%了。

顺便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宪法已经多次修改，但笔者以为其可进一步修改的空间仍然很大：如宪法共182条，涉及百姓权利的只有23条——80%以上的条款与百姓无关。其中总纲32条，只有一条讲老百姓。显然，这是不合适的。这也说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之路将仍然是长期的、艰难的、波动的。

通讯地址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顾海兵 教授

    如第十届全国人大2985名代表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 1226人，占总人数的41.07%[1]。按照是否“领导者”分类，“领导者”占比高达82.2%，全国300多个地级市市长几乎全是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官味”程度究竟又如何呢？资料所限，我们从中选择了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六省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并对其行政级别进行统计分析，由此推断全国人大代表的官味度。

一．实证分析原则及说明

1.  统计调查对象：

确定各省市人大代表的职务时，我们以现任和曾任的行政级别中最高者为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政情决定了政府官员的曾任和现任行政职务更多地代表了官员个人的一种资历和实力，官员曾任的最高行政职务即便已经事隔多年，其在位时的影响力仍然会令官员受惠。由现任或者离任的官员兼任人大代表，在我国早已是一项不成文的惯例。

选择这六个省市的依据在于其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其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总量均持续在各省市中位列前茅，分析这六大省区人大代表的“官味”程度，可以类推全国。

本文核心指标“官味度”的具体计算方法为：该地区所有人大代表的职务分值求和，再除以该地区人大代表总人数。

2．统计分析方法：

根据《公务员法》中的定义，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分为巡视员和副巡视员等八个等级。本文调查对象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大代表，因此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发挥了类似于“官员”的职能作用，但从行政属性来说，这些岗位并不构成我国政治体制的权力主体，因此本文将其视作“非官员”，不计入评测和考量中。为进一步量化统计结果，本文对公务员系统中的领导职务从高到低赋以最高10分、最低1分的等差数列分值，民间代表计为0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大型中央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红顶”企业家队伍在人大代表群中声势浩大。尽管原国家经贸委（现国家发改委）2000年发布规定取消企业行政级别，现实中的国有企业在企业权利、干部任免等方面，却依然摆脱不了行政级别，许多大型国企的一把手仍然坐享准政府官员的待遇，可随时由企而官。我们参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中央企业名录，将150家中央企业中享有副部级待遇的53家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行政级别拟定为省部级副职，其余则拟定为厅局级正职，并分别予以赋值。

3.全国人大代表 “官味度”的总量分析

1. 各省区人大代表国家级正职人数江苏省最多，有2名；国家级副职山东省最多，有2名；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人数广东省分别以9名、23名和34名位列第一，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和县处级副职江苏省人数最多，分别为21名、11名和11名。

2. 各省市各官员代表行政级别分布大致呈正态分布，即呈两头小中间大、高级别和低级别人数少，中等级别人数多的状态。广东、山东、江苏的各行政级别官员代表所占比例体相对较平均，北京的各级别差异最为悬殊。其中，北京的省部级副职人大代表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最高，在六省市同一行政级别的比较中也最高，为31.03%，即北京市10位人大代表中有3位多是副部长级干部，而厅局级正职人大代表占比在各省同一行政级别比较中最低，为12.07%；

3.各省市官员代表和非官员代表比值的平均水平为1.59，北京和上海分别以2.6和2.2位居第一和第二位，比平均水平分别高64.97%和38.26%，其余四省市在平均水平以下，山东省最低，比平均比值水平低33.59%。江苏、浙江和广东分列第3、4和5位。北京厅局级正职以上干部在人大代表中占了53.45%，其余省市均未过半，山东省仅有28.73%。山东省来自民间的“草根”代表比例最高，为48.62%，即100名人大代表中有49人是普通公民，而北京市最低，仅为27.59%，即10个人只有不到3人来源于民间；

4.六省市人大代表的平均“官味度”为3.51，大致相当于我国公务员级别中县处级副职和县处级正职之间的行政等级。山东省以2.8的“官味度”低于六省市平均“官味度”，其余五省市均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上海分别以4.64和4.09超过六省市平均“官味度”32.25%和16.73%，广东和江苏则位于六省市平均官味度线附近，分别超过平均水平0.69%和0.25%。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暨佩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

    强制体检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前的20多年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在1949年至1966年文革之前是有限的，它的大面积实施大概是从文革中后期开始，到了90年代的转轨时期愈益强化，现在则完全固化。其表现是：不仅就业要强制体检，而且就学也要强制体检，甚至临时打工也要强制体检。比如，上幼儿园要强制体检，上小学要强制体检，中考要强制体检，高考要强制体检，研（究生）考要强制体检，博（士生）考要强制体检，甚至博士后录取也要强制体检，并且每个阶段毕业时还要再强制体检。又比如，政府机构录用公务员要强制体检，任何企业招聘新人也要强制体检。据说有青年在一个月的寻找工作中被四家机构要求抽了4次血。如此大面积高频率的强制体检，能保证安全吗？笔者不能不大声疾呼：侵犯人权的强制体检必须全面彻底禁止！

    2004年修改的我国宪法在其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的内容很多，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身体不受侵犯权，即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否则，没有证据、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任何人的身体不可被检查、不可被搜查（这其中当然包括体检）。比如，航空安检为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必须接受航空安全的身体检查。但普通人，走在公路上的普通人，如果没有证据（不是犯罪嫌疑人）、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任何机关是无权对其身体进行检查与搜查的。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规则——无罪推定，即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你涉嫌犯罪，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对你宣判，你就是无罪的。过去的中国，包括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长期采用的实质上是有罪推定规则，即不管是否涉嫌有罪，都尽可能多的检查或搜查所有人，也就是宁可错杀或错抓一千、决不漏掉一个。现在我们要建设法治社会，其中心规则就是无罪推定、无错推定。由此，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强制体检。

   首先，强制体检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没有、也不应该不可能有“强制体检法”，也没有强制体检的法规（条例），至多有所谓的根本不具法规效力的政府部门的体检指导意见（比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等）。

    其次，如果有这样一部强制体检法规，那它一定是违反了上位法律，尤其是宪法，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隐私权。这一点可以从发达国家的法规与现实中得到确证。

   再次，强制体检的指导思想就是类似于有罪推定的有病推定，即我认为你有病（包括传染病与其他非传染病），所以我要检查你，抽你的血、脱你的衣服。这里，绝不可以用检查之后所发现的几个涉嫌有病者来反证其体检之正当，因为所有无病者或多数人已经被陪绑，强制体检是对所有被检查人的不相信，是对所有被检查者的歧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在拘了一千个人之后终于抓到一个嫌疑人就证明拘这一千人是正当的。我们必须首先有嫌疑，然后才有权利、有可能去拘人。同样，我们必须有某人有病的嫌疑，然后才有权要求对其体检。比如，非典时期，只有当温度测量仪发现某人温度比较高了以后才对某人进行涉嫌非典的检查，我们决不可以无依据的检查所有人。否则，我们就是侵犯人权、侵犯人的身体权（包括隐私权）。广大被检查者对此深为不满。如笔者在网上检索到如下材料：

“福州市中考体检于上周(17日)结束。4月21日，福州某中学初三的蓝老师向本报记者反映，在体检中，外科检查仍然要求脱衣服，不仅男生如此，女生也要求只留内衣。孩子们正在发育，也有自己的隐私权，当着同学的面脱衣服，他们觉得没法接受，班上一名男生甚至哭了。 男生都受不了 。蓝老师说，体检外科，拿男生举例：十几个男生进入一间房间，在医生的要求下必须脱掉上衣，然后把手抬高，做反复起蹲的动作，然后一个个在医生面前把裤子拉开，检查外生殖器。学生毕竟年龄小，当身体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暴露给同伴看，有的学生会有害羞感，我觉得这是常情，因为有的学生可能有身体上的缺陷，或者对自己的外形不自信等等原因。有些学生会搞恶作剧，甚至编出一些不雅的词或者外号。‘那个哭了的学生是我班上的，我不大清楚具体情况，也不能问，因为这是孩子的隐私，但他哭得很难过，一个男生会当着老师学生的面哭，说明对他自尊的伤害已经超过了可以忍耐的范围。我的每届学生都有人提出对外科体检的看法，我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体检方式是不是合理，我也问过其他的学生，学生大部分也觉得很尴尬，说那个很恶心，有的女生很害羞，但过了也就算了，可还是有一些学生心理创伤不可避免’。”（post.baidu.com/f?kz=194016548 24K 2007-4-25 - 百度快照）。

    有人会说，如果不体检，有人有传染病怎么办？这里我们不再讨论这一问题中所隐含的有罪推定、以邻为壑之思想，首先指出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即使某人有传染病，也不等于其他人被传染。关键看每一个人是否注意个人卫生（如是否搞分餐），关键看食堂餐厅是否严格公共卫生，如果这些环节作好了，怎么可能被传染呢？没有外因途径，内因怎么能发挥作用呢？在中国尤其要抓好公共卫生（这恰恰是卫生部门的该干之事），如卫生纸的合格率，医护人员的消毒培训与操作，生活垃圾的处理，医院垃圾的处理，分餐制的推广等。其次，组建家庭、共同密切生活的男女双方都已经取消了强制婚检，任何一个并无密切生活的工作机构，有什么理由要强制体检？即使是食品制造企业，也不应该进行强制体检，因为只要你按规定戴上手套口罩、不直接接触食品，就算你有病（本人不一定意识到），就算你想传染，你有传染的途径吗？关键是企业的卫生工作是否按规定操作。就算你没病，但如果企业卫生工作做的很差，你的食品就不会有问题吗？再次，今天体检合格，能保证明天吗？能做到天天体检吗？你是否每天、每班都要对企业（包括食品企业）员工进行强制体检呢？再其次，新员工要强制体检，老员工是否也应该强制体检呢？企业的老板是否要接受强制体检呢？处长厅长部长是否要接受强制体检呢？家政人员要强制体检，接受家政服务的家庭的家长是否也要强制体检呢？这种恶性的循坏何时可以终结呢？世界上的疾病有千万种，你查得过来吗？你能查得彻底吗？最后，这种大面积的强制体检，如果医院的操作有意外，是否没病的反而会感染了病呢？如艾滋病的传播。笔者经常忧虑：可怜我们的博士一路苦读下来要被抽多少次血、多少管子血？他们还能有健康的身体吗？这种大面积的强制体检当然为医院带来了大把的银子，为有关机构争取了寻租空间。

    由于要强制体检，就要设立标准。据说有关部门列出了22种病不可作公务员；6种病学校不予录取，15种病有关专业不予录取（无名，2007年高考体检备忘录，《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11日）。甚至2007年年底在山东中医药大学发生有糖尿病的新生被取消入学资格的事件。现在的体检标准之荒唐可从强制体检之结果窥见一斑。据2007年5月10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近三成求职者体检不合格 （www.stardaily.com.cn）。近三成求职者体检都不合格的体检标准还是一个科学的标准吗？现在的体检标准很重视所谓的肝功，然而，肝功真有那么重要吗？古往今来，干大事者无不是历经磨难、夜以继日，他们怎能不疲劳？他们的肝功怎能正常？据了解，马克思、焦裕禄都长期身患肝病，我们是否要剥夺他们的学习与工作资格呢？干大事者几乎都得过病，得过重病，大多都终身带病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有病，才激发了他们的潜能，才成就了他们，可谓无病不成业！

    前些时间有关部门对占全国总人口10%左右的肝炎病毒携带但肝功能正常者放松了就业与就学的限制，许多人为此欢呼，而笔者以为，这种放宽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首先，个人的隐私权已经被侵犯，被第3方掌握（李美娟，集体体检：请尊重员工隐私，《文摘报》2007年8月26日）；其次，即使这部分人可以就业或就学，由于其隐私的公开，他们必然是要被歧视的（无名，内地就业歧视问题严重，《参考消息》2007年6月21日）；再次，对此病开门而对彼病关门仍然是歧视的、不公平的，甚至是更大的歧视与不公平；最后，最为根本的是，他们的人权（身体权）已经被侵犯，为了可能的几个有病者，让成千上万的人陪绑，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那么，取消了强制体检，是否就意味着学校、企业、政府机构不能有自己的标准呢？不是。学校、企业、政府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自己的体（能）测（定）标准。显然，体测不涉及人的隐私权、人格权。比如，从事警察职业就必须有一定的体力，可以规定：多长时间必须跑多少米，多长时间必须游泳多少米，必须举起多少重量等。显然，一个人的体力发挥如何主要取决于意志，一个体检合格的人不一定有足够的体力干大事难事，一个体检不合格的人却完全有可能干大事难事。一个失去双腿的人，只要他能把所交办的事做了，为什么不应该录用他呢？不管白猫黑猫、伤猫残猫、土猫洋猫，只要它抓住老鼠，它就是好猫，英雄为什么要问出身呢？什么是健康？健康最重要的是心而不是身，决定一个人价值的最重要的也是心而不是身，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器物层面、形而下之层面呢？强制体检的存在是政府越权与缺位的表现。一方面，政府自己越权在招收公务员时设立体检标准，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学校的体检所存在之问题熟视无睹，严重缺位，政府对老百姓的呼声无所作为。

    中国的改革自然是渐进的，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不应该是没有方向的、没有突破的，不应该是可为而不为的，不应该是为了部门利益与行业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我们不应该对长时间存在的东西就简单的想当然的认为它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比如，令人忧虑的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竟然有这样的言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已经执行了很多年，当初制定的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已经不好考证，但既然标准存在，就一定有它的道理。在没有新标准出台之前，只能按现行标准执行。而目前还没有听说要对《高考体检指导意见》进行调整。而且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该新闻发言人有说这是教育部的一个指导意见，学校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前面说这是标准，后面说这是指导意见，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北京晚报》2007年11月29日，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25日）。又比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规定，有色弱者不能录取到药学专业、有色盲者不能录取到交通运输专业、有口吃者不能录取到医学专业、有面部疤痕者不能录取到教育学专业等，显然这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因为，首先大学生所学专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一定就是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这种学非所用在本科阶段应该是相当常见的。其次，药学专业、交通运输专业、教育专业等内部还有很多不同的岗位，有的是历史研究，有的是理论研究，为什么要一刀切呢？再说，是否允许学某个专业是权利问题，是否能学好某个专业是能力问题、实践问题，如果我成绩不合格，你取消我的学习权利我没有怨言。但是，你不让我尝试，则当然是侵害了我的权利。

   中国有大量的细节需要改革。不仅体检，还有填表等。比如。直到今天，在一些个人填写的表格中，还存在这样的延续了文革时期做法的栏目：家庭出身，本人成份，籍贯（应该为出生地），健康状况等。

自动取款机是个好东西

自动取款机（Automated teller machine，习惯写作“ATM机”，虽然“机”字是多余的），是一种放于公共场所，可供持有联网银行卡的储户进行24小时的查询、取款、更改密码[1]、转账等操作的电子设备。

ATM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80年代中期后进入成熟期。中国第一台ATM 1987年安装于深圳，第一台联网ATM诞生于上海，2002年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将其组成网络，一卡在手天下“取”的时代正式来临。2007年末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数量已达到14.7亿张以上， 2007年度银行卡业务135亿笔，总交易金额超过120万亿元，银行卡消费额占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1%。ATM机数量从1995年的6157台到2007年的12.3万台（全球2005年达到154万台），每年都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目前中国ATM市场主要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3]和沿海城市[4]，跨行取款收取4元以内不等的跨行手续费，ATM保有量90%以上为整机进口，且大多数主要由美国和德国提供。

自动取款机作为一种便捷的“信息化服务手段”，一方面减少了人工操作可能带来的差错，将银行职员从一般性的简单重复操作中解放出来，减轻了柜台取款业务的压力，提高了银行柜台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变相延长了银行机构的营业时间，使顾客办理存取现金等业务不受银行营业时间限制，更大大减轻了客户携带现金的风险；除此之外，ATM也顺应证券市场、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催生的不断增加的个人理财需求，超越了取款的单一功能，将领域拓展到了以帐户管理、代发工资、活期储蓄业务、自助缴费和自助订票等服务为基础的自助银行、无人银行方向。

自动取款机：想说爱你还有点难

自动取款机是个好东西，但有关调查表明，分别只有35%、38%的人在安全和服务质量上对ATM予以了肯定，在老年人中这一比例更低：31%、26%[5]。消费者大多只将ATM作为中小额取款的工具，涉及金额较大、程序相对复杂的业务，则依然倾向于传统银行柜台服务。而除了对“安全性”的顾虑，“经常发生故障”和“操作复杂”成为阻碍消费者使用ATM的主要原因，接近5成的老年人因为“操作复杂”而不使用ATM。

笔者选择了北京市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共14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作为调查对象，对这些银行ATM的服务质量（具体为操作程序和外型设计两类）进行了横向比较，结果是，外型设计五花八门，操作程序复杂多样。以取款100元为例，14家银行ATM的取款时间差异不小，许多貌似便利的环节实则令人尴尬不已，我们不禁感叹：自动取款机，想说爱你还有点难！

(一)       繁琐——操作程序：仍需简化与优化

笔者将在14家银行ATM中出现过的取款操作程序依次排列如下：

①插卡；

②安全及防骗提示；

③选择卡的种类：境内卡、境外卡；

④选择所需要的语言：中文、英文；

⑤输入个人密码；

⑥选择帐户类型：储蓄帐户、信用卡帐户、支票帐户、缺省帐户（默认帐户）；

⑦选择业务种类：查询、取款、转账、修改密码、取卡；

⑧如选择“取款”，请从100、200、500、1000、2000和“其他金额”中选择金额；如选“其他金额”，则输入所需取款数额；

⑨是否打印凭条：是、否；

⑩退卡。                 表1：14家银行取款调查测试结果

取款步骤最少的是兴业银行和华夏银行（6步）、最多的是交通银行（8步），取款100元耗时最少的是兴业银行（23秒），最长的是广东发展银行（1分29秒），即兴业银行平均3人的取款时间仅供广东发展银行ATM机1人取款！而在屏幕文字清晰度上，浦发银行和中国银行的ATM简直是天壤之别！仔细分析各银行ATM取款程序，我们忍不住有如下疑问：

1.         各银行ATM操作程序自“插卡”这一环节后便分道扬镳，各行其道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效率的丧失，ATM首先应该统一规范服务方式，减轻消费者的认知负担；

2.         各ATM的取款客户以中国人居多，为了一小部分外国储户就多设置一个环节是否有失妥当；同理，境内卡还是境外卡、取款币种是人民币还是日元美元等，这些区别本是ATM内部系统在插卡时就应当自动识别，即便无法自动识别，也应该系统默认为中文、境内卡和人民币，极少数有其他需要的客户可以另外多按一个键，不要让大多数人陪绑，如果一开始就考虑到最大的概率对各环节进行默认，又能节省出多少时间？而储蓄账户、信用卡帐户和支票帐户的选择也是多余之举，信用卡自然是从信用卡帐户中支取现金，而借记卡（储蓄卡）只有借记功能没有透支功能，他想用信用卡帐户怕也没有这个权限；

3.         自动取款机无人办理业务的同时亦无警卫在旁值守，警惕之心人皆有之，没有必要专门耗费一个步骤让客户对防骗须知予以“确认”或“继续”。有了安全提示，客户就能幸免被骗了?

4.         “缺省帐户”让人不知所云，其意实为ATM出厂时内部设定好的，未作修改将会自动默认进行的帐户。网上许多人询问该词的含义即说明此处应用有问题，系统自动识别技术得以实现的话，这便不再是问题；

5.         为什么必须进行到“查询”或“取款”环节，才能被告知卡里已经没钱了？可否一输入密码后屏幕便显现余额？这不仅省却了不必要环节，更在确定性上给储户取款以足够的安全感。如果涉及跨行查询收费，此举会有强买强卖的嫌疑，那么至少可在同行卡储户取款时自动显示余额[8]，节约时间；

6.         “是否打印凭条”似无存在的必要。可为需要凭条者集中几次或一段时间邮寄凭条，减少纸质凭条具有的不安全因素。ATM内部系统应有完整的取款电子记录，为了1个需要凭条的人而让99个不需要凭条的人都付出时间，是否是时间的巨大浪费？

各ATM曲折复杂的操作步骤，令初次操作者如履薄冰， ATM前的队伍时常越排越长。ATM操作繁琐实际上直接折射出公共服务误区：某些服务部门在开发和使用一些新技术时并没有最大程度地考虑广大民众的真实感受和实际需要，似涉浪费消费者的时间资源，利用霸王程序侵蚀消费者本该享有的便利。公众服务应该重点考虑最大群体的实际需要和操作环节的最大概率，绝不能因为某些小概率的特殊情况而让所有人在所有时候付出时间和程序上的代价。

(二)       花哨——外型设计：多样化有余而统一性不够

    抛开ATM自身的款型类别(户外穿墙式、大堂站立式)不论，ATM仅仅在操作区外型的设计上就各有姿态，主要不同在于以下几处：

1.         出钞口、凭条出口、插卡口。有的无标记文字，标记文字各自共有7-8种不同的中文或英文标记，中英文标记搭配混乱，出钞口、标记文字位置各异，仅出钞口的位置设计就有4种之多；

2.         键盘设置。除前三行的1-9数字排列规律以外，第四行和第四列按键均有不同的文字或符号标记，颜色、条纹各不相同。确认键和取消键重复设计，键盘和屏幕上都有；

3.         屏幕。按键形状有圆有方，待机画面颜色差异明显，个数自2-7个变化不等；

4.         机身。基础色调为灰色，但深浅不一，键盘区下方未必都有托盘；

5.         ATM操作说明位置。在ATM机身或周围墙上各个方位均可能有各商行ATM操作说明或取款说明，有的银行《客户须知》琳琅满目，让人不明新旧，不知重点；

作为为储户提供取款便利的自动取款机，本应以方便储户识别和操作为天职，如此乏善可陈的奇样化设计不能给ATM带来更多的美感，统一性的不足却使得其可辨认性大打折扣，大大影响了储户操作的正确率，延误了取款时间。更严重的是，大多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ATM外型的千变万化，在键盘、出钞口、插卡口乃至墙上的安全提示上做了以假乱真的手脚，诓骗群众并诈取金钱的；个别银行ATM机身“自动取款机”标记的不清晰也曾让福建某地的黄女士将自动缴费机认作自动取款机，替他人白白交了8万元话费，所有的这些在ATM外型统一性得到加强和巩固后，将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三)       尴尬——服务质量：不只是一声叹息

尽管央行早在2007年5月就发出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借记卡（储蓄卡）ATM取款上限由每卡每日累计5000元提高至2万元，很多银行至今尚未在一些ATM旁设立醒目的新取款交易上限，现行使用中的ATM也囿于早年的窄出钞口设计和自身点钞水平的技术瓶颈而无法让客户展开紧皱的眉头，单次取款限额依然停留在过去2000-3000元/次的水平，小额尚可，大额取款的话，那些视力退化、年老体弱的储户如何能抵御长时间站立紧盯屏幕的重复操作呢？同时这更变相地增加了消费者的跨行取款费用开支[9]，其实质是以储户的时间成本为代价，将银行本该承担的金融风险责任让渡、分散给广大储户，间接侵损了其实际便利。

多数银行都在ATM周围的《客户须知》中给出了24小时客服电话，而办公室和设备维修电话却并非行行都有，作为银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履行有待完善。

目前大多数银行ATM存钞都是一日一清，而在高货币流动性地区和时段，日均20万的钞票存储量[10]如果每人取最高限额2万元，则10人取款后就需要补钞了。但ATM屏幕的待机画面上从未对无钞做出提示，不明就里的客户只能先后插卡才能获悉，这无疑又是一种无可奈何。

自动取款机：快乐服务机

（一）  安全取款，贴心的感受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ATM的安全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系统运行的安全；二是用户使用ATM环境的安全。在此我们仅就后者谈两点。

装置配备上，应尽可能选择安全性较高的闭口式键盘输入装置，在输入区域上方安装一个软的不透光屏障或挡板，防止他人偷窥。上海海天律师事务所主任薄海豹在2007年上海两会上提出书面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积极推广在ATM上安装与汽车后视镜类似的反光镜，市民取款时可以看到后方的潜在危险、身后的人却无法看到前面输密码的场景[11]。此外，也可在ATM旁安装一部只能接通银行ATM管理部门或公共安全部门的一键式报警电话，取款事故发生时，客户可以第一时间通知ATM所在行，或寻求帮助保护案发现场。

在操作程序上，系统应设置取款程序为先退卡再出钱，或每次取钱和打印凭条完毕即自动退卡，避免忘记取卡带来损失，如中国银行ATM；储户在进行转账操作中，最担心的是输错对方的存款帐户号码导致钱白白落入他人帐户，ATM转账尽管已经设置了“输入两遍对方帐号”环节，但可否在输入完第一遍对方帐号时屏幕即自动显示对方帐户入户行名称和户主姓名呢？人性化的需求对ATM联网入库检索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  便利取款，真正的快捷

1.         外型上与自动缴费机等其他类型机器要有显著差异；提高屏幕文字清晰度和颜色对比度，采用单色背景，界面尽可能简洁；统一各ATM的相应服务操作程序以及规格、颜色、款型等，保持一致外型风格,树立醒目品牌形象，将民众对ATM的认知提高到“全世界的麦当劳都一样”的广泛度，彻底赢得民众对ATM的支持和信赖；

2.         操作环节上，将“安全提示”置于“输入密码”页面，将系统默认为“境内卡”、“中文”和“储蓄帐户”，其余不同选项可在输入密码页面增设，取款或打印凭条后即自动退卡。各行取款金额档次标准应予以统一，并确保有“其他金额”的选项供客户选择，将每笔跨行取款手续费真正控制在2元以内；统一取款票面额为100元，每日至多取几次、单次取款额度和每日最高限额于显眼处明示；

3.         可在ATM上安装与所在行管理部门相连的鸣笛警报装置，在将近无钞时随时补充新一批钞票而不是一日一清，记录清晰，方便管理。保证ATM机配备的现钞七成新以上，使出钞及时、顺畅；ATM操作须知、应急处理措施和设备维修电话、24小时客服电话等应设置在ATM附近显眼位置，防止客户操作错误以及事故发生时客户无法第一时间拨打求救电话；

4.         深圳发展银行推出个性化的单日取款限额，客户可自主设置2万元以内的任意单日最高取款限额。此举可在全国各行推广，以满足客户不同的取款需要；

（三）  快乐取款，不再是奢望

取款本就令人快乐，何谓快乐取款？兴业银行娇小的ATM在中关村E世界电子商城“鳞次栉比”的其他行ATM群中显得那么渺小，然而，当笔者拔卡完毕转身离去时它却以柔美而有韵律的音调对我说“取款完毕，欢迎再次光临！”那一刻，柔软、亲切的音符自冰冷的机器中飘出，心头只觉得寒冬里的一束艳阳暖暖地倾泻在身上，一片明晃晃亮堂堂，它四四方方的铁脑袋下藏着的是一颗怎样驿动而敏感的心呵！也许，连它身上的金属尝起来都是又脆又甜的。我抿嘴一笑，取款，原来可以这样的快乐。

一个快乐的ATM也许这样虔诚地望着每一个前来取款尽在咫尺的路人：我不能永远拥有你，但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让你感受到纯粹的放松和快乐。除了大方、醒目的外观外，一些人性化的问候功能也能为之增色不少，如待机画面中显示多彩的欢迎动画和问候语，播放经典与流行的轻音乐等，还可充分利用待机画面提醒客户银行卡有效期或某笔定期存款即将到期，以及活期存款数额太大时将一部分款项转存为定期、问候过生日的客户和客户家属以及发布时鲜的小笑话和生活常识等等。在现有的取款、查询、修改密码等服务基础上，增添提供打印账单、代售火车票飞机票，甚至网络购物、下载游戏音乐和显示当地旅游指南等功能，实现功能的延伸。

如果确是这样贴心周到的温暖服务，即使排长队取款又如何呢？

也许，有一天可以凭指纹取款，电子钱包成为主流，ATM也就成为了历史。当然，十年之内ATM仍是主角。

首先我们来看看存在了至少三千年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姓氏文化。从制度文化看，中国传统姓名由三大元素构成：姓，名，字号。这三大要素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体现了不同社会成员（家庭成员）的权利。姓是祖宗规定的，是继承的，或神授，或王授，或某种组织确定，它界定了不同家庭或不同家族之间的社会关系；名是长辈确定的，或来自父亲母亲，或来自由父母授权的叔叔舅舅、大师等，它是在界定了不同家庭或不同家族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家庭或家族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字号是姓名人在成人后确定的，是在基于血缘的姓与名背景之下更加体现姓名人的社会特性，更加突出一个人的人权，表明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和人生哲学，同时还体现一种文化艺术修养。因为姓与名都是来自他人的，只有字号是自己的。因此，从这一点看，没有字号的姓名是残缺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内在文化的。有时，为了更加个性化，字号可以分为字与号。历史上，有不少名人他们的姓与名大家也许早已遗忘，但他们的字号却永垂史册。

比如，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关公，姓关，名羽，字云长；赵云，字子龙；唐寅，字伯虎；李白，号青莲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圣陶；茅盾，本名沈德鸿，字雁冰；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居士；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孙文，字逸仙，号中山，等等。显然，这些名人的字号或字与号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几乎一个字号就是一篇论文。见到这样的字号，让人感慨、让人感悟。没有这样的字号，姓名还有多少文化含量呢？

其次，我们看看国外如英语国家的情况。英语国家的姓名亦为名·名·姓。第一个名是教名，是受法律承认的正式名字；中间的名通常用缩写，由本人起，可以反映本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姓在最后，是由家族世代相传的。英语国家多信奉基督教，婴儿出生后在教堂举行洗礼仪式，由牧师或父母为其命名，成为教名。英国等习惯上将教名和中间名全部缩写。可见，国外的姓名也是由三大元素构成，只是由于英语单词的多音节，他们不得不省略前面两大要素，通常只说姓。

因此，今天的中国，既没有理由在纵向上否定、拒绝、舍弃至少传承了3千年的包含姓名字号的完整姓氏文化，也没有理由在横向上忽视其他国家的姓氏文化制度，更没有理由对由于缺少字号使姓氏文化制度残缺而导致的种种现实问题视而不见。以笔者观察，缺少字号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至少导致这样一些问题：

1．重名现象严重，既给政府与社会的管理带来严重问题，也对个人社交活动有所不便与阻碍。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2007年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分析显示：我国的王姓有9300万人，为中国第一大姓，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5%。第二大姓是李，有92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9%；第三位是张姓，有87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83%。前100个姓氏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84.77%。以王姓为例，如果他们的名用两个字表示，因为常用汉字大概在3-8千，假设其中可用于起名的在1千左右，这样王姓所有不同的名字大概有100万个，也就是说每100个王姓有99个都是重名的；假设其中可用于起名的在5千左右，王姓所有不同的名字大概有2500万个，也就是说每100个王姓也有73个是重名的。由此，在中国，同一个名字有十万、几十万人重名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了。显然，这是不便于政府与社会的管理的，尤其在公安管理中更是不利。另外，由于重名，对个人社交活动也是不利的。因此，有时，为了方便，对重名的人只好另外给他们起一些名字来区别，比如，重名为“王国刚”的，就依据年龄分别叫大王、小王或大刚、小刚，或依据体态叫大王胖、小王胖，或依据肤色叫白国刚、黑国刚等。

2．父辈所起的名字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至少滞后18年，18年社会与个人该有多大的变化！），本人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最好他人杜撰、自己随意所起的各种不规范名字（包括诨名、不雅的名字等）带来了社会生活中的称谓混乱，寓于名字中的国学文化消失了，与文明大国的地位愈不相称。由于没有字号，在工作场所和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如果直呼姓名，显然生硬、让人见外；但只叫其名，显然又有点过分亲昵、似乎不尊重人。而如果有了字号，显然避免了这两方面的缺陷。并且，因为是字号，可供选择的汉字更为广泛。当我们看到子牙、云长、东坡、中山、雁冰、伯虎、霞客等这样的字号时，我们是不是感到既高雅又通俗、既亲近又有距呢？是不是让我们不断的感受国学的熏陶呢？

所以，中国人的姓氏必须回归传统、回归国学、回归文化，中国人的姓、名、字号一个都不能少。怎么办？

首先，加强宣传、积极鼓励、普及国学，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同时拥有“姓、名、字号”。其次，制定规范的姓名法规。关于姓名法规，依据网络检索，至少在2003年就有人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姓名法，或中国公民姓名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姓名管理法等，有学者对其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法律思考。目前，我国法律与姓名有关的主要有《民法通则》第九条、《婚姻法》第十六条、《户口登记条例》第二条、《居民身份证条例》第6条等。至今，我国法律还没有正式规定自然人的姓名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姓名是每个自然人区别其他社会成员的符号，姓名权是公民人身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制定姓名法规可以参考我国对法人名称的立法、司法及行政管理，也应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姓名条例》。在具体内容上有人建议：应该在县级公安机关里设立专门的集中的姓名登记机构；登记机关应每年定期刊登姓名信息；由于姓名的高文化性，应该实行姓名注册登记官制度；逐步推行电脑化登记，建立全国的姓名电脑联网；可以规定，每个人在申请《居民身份证》时，必须登记：姓（1个字，复姓2个字），名（1-2个字），字号（2-6个字）；尊重历史状况，对旧名从宽，对新名从严；自然人死亡应办理有关注销手续；尊重少数民族的姓名习惯和外国人的姓名习惯原则，等等。

国学复兴，大概要从姓氏字号这样一个文化载体入手。但愿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字号的日子不会太远，有人申请字号而被公安机关拒绝的历史不再重演。

让我们一起努力！

任何体育比赛必须体现公正公平的非歧视原则。这种非歧视原则要求参加比赛的双方有最大程度的可比性。比如，不能把体障者与普通人放在一起比赛，因此应该有专门面向体障者的特奥会（残奥会）；不能把男性与女性放在一起比赛，因此应该有男子足球、女子足球，男子田径、女子田径等不同类型的比赛；不能把体重相差较大的人放在一起进行举重比赛，应该根据体重划分，比如奥运会规定男子项目分为５６公斤级、６２公斤级、６９公斤级、７７公斤级、８５公斤级、９４公斤级、１０５公斤级和１０５公斤以上级，女子项目分为４８公斤级、５３公斤级、５８公斤级、６３公斤级、６９公斤级、７５公斤级和７５公斤以上级。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目前的篮球比赛是不公正、不公平的，是歧视性的。因为现在的篮球比赛把身高相差很大的人混在一起比赛，这样，一个国家如果由于地理因素，身材普遍较高，则相对于另一个由于地理因素身材普遍较矮的国家更具有比较优势。由此，东南亚一些国家永远不可能在篮球比赛中取得优秀成绩。各国各地区的教练在选拔运动员时首先考察的是身高，如果你的身高只有1米6，你就永远没有资格参与国家或世界篮球比赛；如果你的身高（预期）在2米以上，或2米3以上，你几乎就是篮球运动员的材料。按照目前的篮球比赛规则，广东的朋友、四川的朋友基本上与篮球大赛无缘，只能把篮球作为业余爱好玩玩，这公平吗？这能把全社会的篮球运动兴趣激发出来吗？亚洲人能够在篮球比赛上抗衡欧美吗？偶然有个姚明能解决问题、能解决根本问题吗？因此，公正公平的篮球比赛必须像举重比赛按体重划分那样，按身高划分，比如，男子篮球项目可分为六级：160厘米级，175厘米级，190厘米级，205厘米级，220厘米级，235厘米以上级；女子篮球项目也可可分为六级：160厘米级，170厘米级，180厘米级，190厘米级，200厘米级，210厘米以上级。当然也可以有其他划分办法。

对于足球、乒乓球等体育比赛则显然不需要按身高或比重分类比赛。但排球是否需要按身高分类比赛则是可以重新考虑的。笔者希望对所有奥运会比赛项目的规则进行重新审视，绝不可让一部分国家在起点上就已经失败。

从吕品所著的《不平常的常平》中可以看到，吕品从1996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读本科开始，直至读硕士、读博士的十年中，每一个假期都出去搞调查，或者到农村，或者到工厂。特别的，从2000年开始，她十几次去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常平村调研；2006年6月以后，在通过竞争成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师后，她几乎每个星期天和节假日都要去常平村这个让她牵挂的地方。在常平村，她学会了在太行山上的农村端着饭碗与农民边吃边聊，学会了在农舍枕着农民的枕头安然入睡，学会了在农民的深深叹息声中思考农村问题。这样的精神、这样的行动，让我感叹，让我感到后生可畏。

从吕品所著的《不平常的常平》中可以看到，在山西这样一个不发达地区，在壶关这样一个更不发达的地方，是如何出了个富裕的常平村的。笔者以为，常平村的发展变化得益于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探索。依据吕品的调查研究，常平村的亮点，笔者的粗浅归纳有：

1．新的社会主义类型划分（44-45页）。比如，把社会主义分为资前社会主义（毛泽东创建）、资中社会主义（列宁缔造）、资后社会主义（马克思设想）。资前社会主义又分3段：不够格社会主义（ 2000年实现小康之前），竞争式社会主义（2050前，达到中等发达），胎记式社会主义（达到发达）。

2．充分的经济民主，即合理的企业股权结构（61页）。把村庄经济股份化。把评估后的8000万元净资产分为两种股份，一是村民股，一是社会股。村民股占42%，社会股占52%。村民股份的多少与村民累计劳动时间挂钩。如此兼顾了大小股东的利益。

3．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59页）。即政府创制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党委创造机遇，人才创造业绩；企业创造市场，社会创造特色。

4．提出了农村富裕的规律（66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一定比例的农民离开农村，以减少农民的数量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是个规律。吕品经过调研后认为离开农村的比例是：好村应有1/3的农户离开农村，中等村应有1/2的农户离开农村，差的村应有2/3的农户离开农村，条件恶劣的村则应该搬迁。由此计算，全国至少应该有1/2的农户转移到非农产业；如果考虑穷村人口更多、好村比例更低，则全国应该有60%的农户转移到非农产业。如此，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就可以下降到20%以下，中国农民的富裕就完全可以实现。这与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是吻合的。

5．基于村村合作的特殊开发区（64页）。常平是村，也是开发区，甚至是省的开发区，但它更是村村之间的自愿联合体（1村带9村），是村民为股东的自愿联合体，是四不像的开发区：它不是行政区划，没有行政级别，没有庞大的干部队伍，区内的经济实体也不是市场交易关系、而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6．落实在制度建设上（94页）。如每月坚持“一课三会”制度雷打不动（理论课，村民代表会议，党委会，民主生活会）；三家三治制度（三户为一小组，九户为一中组，二十七户为一大组，治穷、治愚、治安，三家联防保平安，三治并举促发展）。

7．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103页）。所谓党内民主就是要保障全体党员的权利，使全体党员成为党内生活与党的事务的主体和主人。这一观点与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的研究不谋而合，是当下中国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渐进政治改革举措。

8．高度重视环境保护（135页）。早在1999年，常平就成立了山西常平集团环境保护处，2000年7月又成立了常平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二队三组，即绿化管护队、环卫队，三组是水车组、管护二组、管护三组。所有企业在3-5年内实现达标排放，2010年恢复自然生态，厂区绿化面积要达到30-50%。

9．企业的文化与文化的企业（151-153页）。常平企业集团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努力建成文化型企业。常平的企业文化有：不唯学历重能力，不唯资历重业绩；事业留人，环境留人，制度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互动、互利、互赢。

常平的经验、常平的亮点当然不止于以上九点，选择九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中九是个吉祥数，是长久、是可持续。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常平不可能没有缺点、不可能没有缺陷、不可能没有不足、不可能没有改革与创新的空间。遗憾的是，笔者限于时间，特别是至今还没有到常平作实地调查，只能是纸上谈兵，只能是阅读经过吕品感悟之后的材料，因此，现在还没有资格谈论常平之短，还不能对常平的发展作出所谓的指点、给出创新的建议。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弥补。希望调查之树常青，更希望论文不再常常是灰色的。

如果说一定要有什么建议，那就是建议：借鉴费老先生，吕品是否可以在中文版的《不平常的常平》之基础上，进行一定修改删节后拿出一个英文版甚至法文版的《不平常的常平》或《山村经济━━ 一个内地村庄的变迁》？

祝愿年轻的吕品不断探索、不断拿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祝愿富裕的常平不断进步、不断展示更多、更强的社会魅力。

感谢高考！感恩母校——过去的黑龙江商学院、今日的哈尔滨商业大学！当然高考还需要变革，还需要有大变革，因为至今的高考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而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